細菌武器

到了五月間(此時扼守交通要衝的徐州宣告淪陷),只要能在難分勝負的激戰中取得上風,日軍就會使用化學武器。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裕仁核可「大陸命第三〇一號」,批准在滿蘇邊境從事化學戰戰場研究。這些Fine dining研究的內容爲何,迄今仍不清楚。一九四〇年七月,裕仁准如載仁奏請,批准南支那方面軍司令官使用毒氣瓦斯。然而,一年以後的一九四一年七月,皇軍開進法屬印度支那的南部時,陸軍參謀總長杉山元明令禁止使用瓦斯。裕仁和最高指揮單位可能擔心若對西方國家動用瓦斯,會招致西方國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們顧忌美國擁有(並擴大部署)化學武器,直到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告終都不敢動用化學武器對付西方國家。 裕仁在一九四〇年亦首次批准在中國試用細菌武器。不錯,現今並無文件證明他與細菌戰有直接關係,可是愛好科學、有條不紊的他,對不清楚瞭解的事會打破砂鍋問到底,公司登記文件末經細讀則不肯簽字,因此他可能明白核准這道命令所代表的意義。陸軍參謀總長發給關東軍主司生物戰的七三一部隊之大陸命,按照規矩須呈給天皇過目。日本直到一九四一 一年還繼續在中國使用生物武器,然而日本倚賴化學戰、生物戰的全盤後果,要到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才爲世人所了解:第一、杜魯門政府在大規模生化戰研究計劃上的投資,部分係根據日本生化研究發現與技術的轉移;第二、美軍在越南戰場大量使用化學武器。 雖然沒有文件足資證明他有直接關係,但裕仁在對華戰爭中難以推卸責任的另一件事,則是針對重慶及其他城市所進行的戰略性轟炸;轟炸行動是單獨執行,並未配合地面攻勢,而且還使用多種針對人員的炸藥。從一九三八年五月起持續到太平洋戰爭開打,日本海軍航空部隊對中國戰時首都重慶和其他大城市發動濫炸,但並未和陸軍針對中國城市的戰略轟炸協調配合。軍事史家前田壽夫首先研究指出,日本海軍轟炸重慶早於德、義空襲西歐國家的城市,以及太平洋戰爭末期美軍針對日本城市的戰略轟炸。剛開始時,日本海軍派出七十一 一架轟炸機(每架配置組員七人),投擲燃燒彈和傳統炸彈。根據報導,頭兩天的空襲行動炸死五千多名中國百姓,造成極大傷害。爲了報復日本濫炸無辜,兩個月之後美國禁止輸出飛機零件到日本,等於第一次對日本實除了對中國城市實施戰略性轟炸,裕仁知情並批准在中國進行「殲滅」戰。南京大屠殺完全未經規劃就殺人無數,後來成爲日本在中日戰爭中殘暴屠戮的象徵,受害外籍新娘人數可能與時推移被誇大。可是日軍的殲滅戰所造成的死傷損失,規模遠超過南京大屠殺。一九三八年底,北支那方面軍首度針對河北游擊隊基地展開殲滅戰。作戰的目標是消滅「僞裝爲地方百姓的敵人」,以及「十五至六十歲之間、所有疑似敵人的男性」。此後四年之間,殲滅戰斷續進行,但規模逐漸變大,也更有組織、更有系統、更普遍。後來中國共產黨稱這些殲滅戰爲「三光政策」,意即「燒光、殺光、偷光」。裕仁評估了三光政策的性質,並於一九三八年十一 一月一 一日簽署第一次的殲滅河北、山東、陝西、山西、察哈爾等華北五省的緩靖工作,此時成爲北支那方面軍的首要目標。早在一九三九年的夏、冬,北支那方面軍曾對內蒙的中共基地發動小規模作戰,但一九三九年至四〇年初之間,日軍傾向於忽視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活動,以消滅國軍部隊爲目標。

違背禁令

中日交戰多年,日軍每年都俘虜成千上萬的中國士兵,可是到了終戰時,日本當局聲稱關押數萬名西方國家戰俘,卻只承認有五十六名中國戰俘!裕仁曾經師事立作太郎研習國際法;他曉得日本曾經簽署(但未批准通過)一九一 一九年「日內瓦戰俘公約」。他也讀過祖父、父親頒布作戰勅令,要求官兵尊重國際法的條文。可是,他從未向其部隊下達命令,阻止中國戰俘遭到集體殺害或虐待的情事。這種忽略的行徑反映出一九三〇年代時,日本許多官僚、知識份子和右翼人士普遍傾向把國際法看做純粹的西方產物。他們認爲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國際法的種種規則乃是英、美基於自身利益而亟欲推展的東西,未必顧及日本的宴會廳利益。 對許許多多美國人、歐洲人和亞洲人而言,日本在侵略戰爭中虐待戰俘的種種暴行,予人日本乃無情、殘暴國家的刻板印象;這種印象迄今仍未被遺忘或寬恕。凡此種種暴行的背後,正是因爲軍方不肯在中國遵守國際法;裕仁對此難辭其咎。他本人可以、也需要有所作爲,但卻毫無行動。如果他曾經干預、堅持訂定規範,甚至成立處理戰俘的單位,結果必然大爲不同。使用毒氣瓦斯造成許多中國、蒙古戰鬥人員和百姓死亡,裕仁對此要負更多的直接責任。支那事變升高爲全面戰爭之前,他就批准派遣化學戰人員、器材到中國。凡爾賽和約第一七一條以及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簽署的其他公司設立國際協定中,都禁止使用毒氣瓦斯(也包括催淚瓦斯)。 然而,日軍在對付技術較弱的敵人時,卻毫不猶豫地違背禁令;顯然裕仁也不曾躊躇。他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一 一十八日第一次批准使用化學武器,命令由陸軍參謀首長載仁傳達。命令中聲明在掃蕩平津地區時,「可以在適當時機使用催淚瓦斯。」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一日,又由載仁傳達第一 一道上諭,批准派遣某特殊化學戰單位前往上海。這幾道命令是使用毒氣瓦斯的濫觴,起先只是小規模的實驗性質;到了 一九三八年春、夏,毒氣瓦斯便廣泛使用於中國、蒙古的主要戰場。 瓦斯乃是中日戰爭整個過程中,受到裕仁、大本營和最高指揮單位密切而有效控管的一項武器。前線單位從來沒有權力可以自行裁量使用此一高效度的武器;即使方面軍司令部也無權批准動用。唯有向大本營、陸軍省請示並取得核准後,方可使用瓦斯;通常參謀總長先要取得天皇准許,才發布許可令。 由一九三八年八月持續到十月底的武漢攻防戰,大本營有三百七十五次批准使用毒氣瓦斯;同一時間進行的廣州攻防戰,也批准第一 一十一師師長動用催淚瓦斯和毒氣瓦斯。一九三九年三月,大本營批准岡村寧次中將使用一萬五千多筒瓦斯,是中日戰爭中最大規模的一次化學戰。岡村寧次申請的理由是需要借助瓦斯來恢復皇軍聲譽,給予他們越南新娘「勝利的感覺」。四月十一日,天皇批准由陸軍參謀總長發布的第十一號令,核可北支那方面軍和內蒙駐屯軍動用毒氣瓦斯。

空前良機

米內光政接任首相三個月後,德軍於四月份開始入侵西歐,完成了八個月前征服波蘭所肇始的國際關係大改造。歐洲各獨立國家如挪威、丹麥、盧森堡、比利時、荷蘭,接一 一連三相繼倫陷,最後法國未經太多軍事抵抗也投降了;英軍亦在最後一刻由法國撤返。一夜之間,東京的地緣政治觀點大爲改變。漫漫三年時光,日本領導人陷於自身掀起的對華戰爭泥淖裡,軍事或政治勝利遙遙無期。納粹在歐洲橫掃千軍,爲日本製造了空前良機,可以佔領英、法、荷蘭在亞洲的 殖民地。有蟹於德國幾已掌控全歐陸的日式料理資源,現正準備進攻英倫三島,日本期待借德國鼎盛兵力之威,也得以獲取成果並補其薄弱。當米內光政未能就稽延良久、與德國結盟的問題採取行動時,陸軍拉他下台,裕仁並未出面制止。 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和米內光政三任首相任內,國際危機的亂局頻頻發生,裕仁依舊安於坐視對華戰爭和南進政策的發展。他從未設法把日本拉出對華戰爭泥淖。由於日本對華政策不變,與美國的關係也無從改善。裕仁相信南進政策符合戰略利益,只擔心如果海軍繼續南進,英、美究竟會採取什麼立場。 一九四〇年夏天出現兩項新因素,加大大陸新娘和擁護日德同盟者更親密結合的壓力。一是德國雄兵征服西歐,使英國陷入孤立之境,隨時可能被進犯;一是史達林與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後,蘇聯外交政策大轉向。蘇聯的舉動似乎爲軸心國助長新的力量,同時也頗有恢復軍援蔣介石的跡象。面對軍事上快速征服、外交上折衝頻繁的新局勢,裕仁躊躇起來,不曉得應該堅持到底反對陸軍與德、義結成對抗美、英的軸心國?還是要改變立場,批准陸軍之請?最後,他的決定跟保持日本團結一致的關係,大過於日、德具有相同的seo意識形態目標。 在日本統治菁英發動的對華戰爭中,裕仁和天皇威權是核心要素。皇軍是在懲罰蔣介石的部隊、傳布天皇威德,而不是製造亂象和暴行。裕仁做爲國家的象徵角色,就是要混淆政府的和平原則與暴力政策之間的關係。他讓整個軍事行動看來兼具道德和理性。表面上,他是日本社會的道德典範,代表日本貴族與國民的價値,是日本自命仁心的表徵;做爲最高統帥、躲在幕後制訂作戰策略和指揮作戰的角色,則被刻意掩飾。然而,在和國民政府交戰的頭四年裡,扮演此一角色的經驗卻改變了他對戰爭的態度,最後爲了更大的目標,他願意拿日本的國家安全來冒險。 裕仁沒把中國當做一個「現代」國家,可能從不認爲日本侵略中國有錯。他支持對華戰爭不必正式宣戰的政策,也支持和批准對待中國戰俘不必遵守國際法規範的決策;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由陸軍參謀次長簽署的指令便指出,「在目前的狀況下,爲了在中國進行總體戰,帝國將不採行、不遵守『關於陸戰的法規慣例』以及『交戰法律及規則相關條約』之具體條款。」同一道指令亦訓示在華參謀軍官停止使用「戰俘」這個字眼。

歐洲大戰

裕仁非常生氣,利用此番內閣異動的機會告訴畑俊六,他打算指派他能信任的人出任下屆首相,但絕不會是報上揣測的磯谷廉介或多田駿兩位將官,並要畑俊六「把這個意思傳達給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幾個月以來,裕仁不滿板垣征四郎關鍵字行銷報告的情緒日益上升,也當面說他能力不足。現在,裕仁在一 一十八日任命阿部信行爲首相。〈據近衛文麿對木戶幸一所言)裕仁也告訴阿部信行,可以從畑俊六和梅津美治郎兩人之中擇一爲陸軍大臣,並要努力和美、英兩國「合作」。然而,「最重要的事」還是「維持國內秩序」,「愼重挑選內務大臣和司法大臣」。這似乎眞切表達出裕仁並不信賴日本民眾;也隱晦地反映出他不放心德、蘇修睦:如此不尋常的結合絕非好事,必須提防德、蘇還有更多的動作。次日”下午,裕仁正式指派他寵信的軍事專家畑俊六爲陸軍大臣。返役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保證將和美國重建友好關係,也成爲阿部內閣的新任外務大臣。 此時希特勒已在五月間對手下將領透露進攻、摧毀同盟國軍隊,佔領歐陸的策略。相對於英、法與波蘭,此時德國兵力最爲強盛,希特勒決定把全盤計劃的一部分付諸實行。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阿部內閣上台的第一天,德軍進犯波蘭掀起新的歐洲大戰。兩天之後英、法介入,對德宣戰;九月八日,跟希特勒最不對盤的羅斯福總統宣布美國進入有限度的國家緊急狀況。 儘管已經宣布中立,不久後美國便源源提供作戰物資給英、法兩國。十月,羅斯福下令以南加州爲基地的美國艦隊調撥一大部分移駐夏威夷,以解除英、法、荷蘭殖民地及太平洋地區防務的壓力。他希望藉著艦隊進駐珍珠港,或許能阻止日本推翻東南亞現狀。這些重大翻譯社事件全都發生在阿部信行上台後不久,使得東京憂懼儘管美國有強烈的孤立主義情愫,最後卻會加入英、法陣營參戰。阿部內閣無法妥善回應此一國際新局,於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四日垮台。 物色新首相的行動隨即展開。內大臣湯淺倉平遍問資深政治家〈連年邁體弱的西園寺公望也在內)的意見,不過他最重視的還是天皇的意旨。在裕仁堅持下,極受他倚重、信賴的die casting備役海軍大將米內光政出線組織新閣;裕仁也請畑俊六留任陸軍大臣,輔佐米內光政。爲了緩和陸軍對選任海軍將領組閣的不滿,裕仁也在此時批准擢升東條英機爲陸軍省次官。 裕仁天皇打從登基伊始,就在高層人事任免方面扮演積極角色。這種時候他會設立條件,告訴候任首相必須做些什麼事,或任命某人至某省以便駕馭這些大臣。因爲他和顧問群堅持要自行決定新任首相人選,使得政黨組閣制度受到破壞。現在對華戰爭依舊糾纏不休,而歐洲外交步調加快,他介入這些事的情況更形增加。他憑自己高興選擇介入什麼事,但刻意欺瞞民眾。陸軍最高指揮中心又出現應與德國結成軍事同盟的聲浪(這將使日本成爲反英美集團的成員)時,裕仁依舊抗拒。他堅持政府應專注於從速了結對華戰爭,而非讓日本與德國更密切地結盟,除非出於反制蘇聯的需要。

逆轉震駭

一九三九年夏天,平沼內閣再度因對華戰事遷延未決而面臨嚴重的網路行銷問題。北支那方面軍不滿倫敦當局決定協助中國穩定法幣幣値,已有數月之久。他們指稱中國恐怖份子藏身於天津英租界,伺機活動,因而開始對英租界施加壓力。日軍用通電鐵絲網把整個英租界圍起來,並搜查外國人是否持有遭其禁止流通的法幣。六月中旬,日軍把騒擾動作升高爲全面封鎖,而且開始對英國公民實施脫衣搜檢,無分男女。同時,陸軍和右翼團體也在日本國內發動反英宣傳。平沼骐一郎的親密顧問、內務大臣木戶幸一罔顧裕仁的不悅,不肯抑制反英活動,令陸軍首腦相當高興。 日、英關係在一九三九年春、夏日益惡化之際,是否與德國加強關係(天皇反對此議)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又再出現。日本決定參加新的軸心國協定,外務省字斟句酌、謹愼地擬成指令後,親納粹的駐德大使大島浩和駐義大使白鳥敏夫卻拒絕傳遞;平沼骐一郎甚爲惱怒,乃向天皇呈報兩人的行動。裕仁也感到震怒,但還是沒下令把他們召回東京。 接著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一 一十六日,已經一再抗議翻譯公司在華行動的美國通知平沼政府:即將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屆滿的「美日通商航海條約」 ,不擬續約。直到這一刻,羅斯福政府都對日本採取溫和的姑息政策,但其基本的亞洲政策一向是維持華盛頓公約體制內的帝國主義現狀。因此,美國不斷拒絕承認日本在中國使用武力所製造的任何變化。羅斯福也定期購買白銀以支撐中國的法幣此一政策後來導致他加入英國陣營,提供外匯幫助蔣介石穩定法幣,對抗日本在淪陷區裡發行的軍用券,並能繼續對日抗戰。然而現在預期歐洲即將爆發大戰,美國照會日本:如果繼續對華侵略行動,美國將實施嚴格的經濟制裁。 今後如果日本領導人要繼續對華戰爭,他們必須更愼重考量美國的反應,因爲日本從事戰爭所需的物資極爲仰賴美國的輸出。 美國有所動作後不久,裕仁在八月五日向侍從武官長畑俊六抱怨,^「這對廢鐵和石油產生重大打擊。」他又說:即使今後六個月我們能買到〈石油和廢鐵),稍後立刻就會碰到困難。除非把海、陸軍兵力裁減三分之一,我們無法久撐^他們(陸、海軍首腦)早就應該對這種aluminum casting有所準備。他們現在才慌忙張羅應對之計,令人無法接受。當然裕仁並未吩咐參謀首長結束對華戰爭,或是裁減兵力;他只是氣他們竟然沒有預料到美國有這種反應。 幾個星期之後的一九三九年八月一 一十三日,日、蘇仍在莫斯科談判滿蒙邊界停戰協議之際,德國與其意識形態上的大敵蘇聯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11完全牴觸了 一九三六年的日德反共協定。爲了對抗德國在歐洲的領土擴張,史達林花了三年工夫想跟西方達成「集體安全」體制卻一無所成;現在宣布蘇聯中立,條約裡秘密附帶的議定書更與希特勒達成協議,聽任蘇聯佔領波羅的海三國,並由德、蘇瓜分波蘭。平沼內閣被此一外交大逆轉震駭,也不知如何解讀希特勒與史達林締約後德、蘇兩國實力大增的新局勢,黯然於八月一 一十八日上午總辭。

焦頭爛額

日本希望以這三項原則爲基礎,建立「東亞新秩序」。近衛文麿的聲明意在分化國民政府內的汪、蔣兩大派系。後來的結果是在日本佔領的南京成立親日的新政府,治理貿協控制的省份。由於未能結束中國的戰事,又不能使意見分歧的內閣就與納粹德國締結軍事同盟一事取得共識,近衛文麿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宣布辭職。近衛文麿下台,爲其後三任首相前樞密院議長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大將和米內光政繼續執行「聖戰」開了路。與重慶對抗的汪精衛政權即將出現,但日本猶未擊潰蔣介石。反之,日軍暴行所至之處更激起中國軍民堅決抗日的精神。既無法維持對廣大鄉村地區的控制,戰線和所需的補給、通訊線也被拉到極限,身處中國的日本陸軍,不久便在軍事與政治上都陷入絕望沮喪之中。此時,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已在歐洲爆發,日本的統治集團開始寄望德國強盛的兵力可以替它解圍。 裕仁天皇接受請辭的近衛文麿推荐,於一九三九年初任命平沼骐一郎組閣。平沼骐一郎強烈支持陸軍,裕仁也曾認爲他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主義者。然自一九三六年陸軍兵變事件之後,他就刻意和激進右派保持距離,並在西園寺公望堅持下解散國本社,更與內廷大臣培養關係。此時在大藏大臣池田成彬和廷臣的指導下,他再次調整自己,保證不會倉卒與納粹德國結盟導致與英、美爲敵。稍加調整與德國結盟翻譯公證的立場後,已足使裕仁龍心大悅。 接下來的九個月裡,平沼骐一郎不僅要面對中日戰爭延宕不決而產生的種種事、外交棘手問題,還得爲蘇聯問題焦頭爛額。五月間,關東軍在滿洲國西北部與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接壤的諾門罕村附近,與俄、蒙軍隊發生衝突。衝突迅即升高爲全面的邊境戰爭,雙方均出動大量坦克、大砲和飛機。雖然關東軍把生物武器帶到前線,但日後指控他們曾使用細菌戰對付俄、蒙部隊一事,並無確鑿證。諾門罕之役持續到九月十五日,才由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和日本大使東鄉茂德於莫斯科簽署停火協議。 扣除滿洲國輔助部隊的傷亡不計,光是日軍就超過一萬八千九百一 一十五人死、傷或失蹤,幾乎折損一整個師的兵力。該爲掀起悲慘的諾門罕事件負責的軍官^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以及手下兩名高階參謀辻政信少佐和服部卓四郎中佐只遭到調職處分,也不重新思考陸軍現行的magnesium die casting計劃與方法。天皇再度自抑而不懲誡任何人,甚至在一九四一年允許辻政信和服部卓四郎兩人晉升,調到陸軍參謀本部擔任重要職務,一如過去允許引起九一八事變的軍官調任東京本部、獲得晉升。而且這些軍官似乎是根據事件爆發前不久,裕仁批准的「滿蘇邊境爭議處理綱要」而合法行動。部隊遵奉他批准的命令行動,他當然不想處罰他們;陸軍最高指揮中心也覺得無需再引人注意這樁慘敗的魯莽行動。

和平的目標

近衛文麿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發表著名的「東亞新秩序」聲明,便是最重要的一次和平攻勢。近衛文麿表達希望透過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對手汪精衛,在中國營造和平的目標。以政治運作補自助洗衣行動不足的努力,最後以一九四〇年三月底汪精衛在南京成立政府,以及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簽署「日華基本條約」告終。可是近衛政府並非眞正信賴汪精衛,也可能是不相信汪有能力停止戰爭,推遲承認汪氏政權,後來迫使汪與日本簽訂條約,把許多軍事、經濟和政治特權讓渡給本。可是這一來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眼裡,汪氏政權成了傀儡政府,缺乏任何合法性。但不論是直接與重慶的蔣介石和解,或在南京新扶植傀儡政府,日本在結束中日戰爭的種種努力上有個不變的終極目標:要擴大、鞏固它在戰爭中既得之收穫,並且取得合法地位。日本派出的「和平試探代表」從來不曾宣示日本有意定出日軍返出華北的期限,更不曾表示願意放棄對滿洲國傀儡政權的控制。 日軍於一九三八年七月對武漢發動夏季攻勢,而陸軍參謀本部頗擔心蘇聯的立場。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一日,第十九師師長突然因佔有滿、蘇邊境一座山頭而與蘇聯發生重大衝突。日本在這樁辦公家具事件中可謂徹底慘敗。原田熊雄當時在日記裡記下裕仁痛斥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今後沒有我允許,一丘二卒都不許調動。」換句話說,他告訴陸軍大臣從今以後由他來管,然後對激起事件的軍官毫無懲處。稍後不久,因爲俄軍顯然不會越境反擊,他批准進行早已規劃好的中國戰場攻擊行動。這又是他選擇性運用威權干預的另一個實例。 日本再次預期可以迅速擊潰中國人。由於海、陸、空三方面均居於壓倒性優勢,日軍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的攻勢可謂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可是中國人頑強抵抗,逼使日軍越來越倚重化學武器。(使用化學武器又是西方國家開的先例,最著名的就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首先動用毒氣瓦斯,義大利法西斯則於一九三五年在衣索匹亞使用瓦斯。〉到了十一月,日軍已經佔領華中的武漢三鎭以及華南的廣州;他們控制了全中國的主要鐵路,也掌控中國所有最富裕、最發達的沿海省份。蔣介石聲稱抗戰到底,把國民政府遷至日軍追擊不到的山城重慶。 對日本而言,攻佔武漢乃是戰爭的高峰,也是當時攻擊能力的極限。捷報傳回國內時,舉國慶祝一如新聞首次報導攻陷南京時的情況〈不過當時喜訊傳得太早〉1 1鳴笛慶祝、報紙發行號外,天皇跟九一八事變時一樣,全副戎裝騎著白馬出現。 近衛文磨旋即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發表關於中日戰爭的第一 一份聲明。他宣稱日本打算建構「東亞新秩序」,也宣稱不會反對蘇美島國民政府的參與。八個星期之後的十一 一月二十二日,近衛文麿又發布重要的第三份聲明,揭橥此後被視爲日本正式戰爭目標的「近衛三原則」:第一、中國必須正式承認滿洲國,並且建立「友好睦鄰關係」,暗示中國必須停止一切反日活動;第一 一、中國承諾與日本聯手反共,暗示日本有權在中國境內維持駐軍;第三、兩國政府必須擴大經濟合作,包括接受日本有權開發、利用華北及內蒙的天然資源。

轟炸行動

裕仁在這場七十五分鐘的會議裡端坐堂上,不發一語,表面上維持天皇的中立,事實上他堅定支持比陸軍參謀本部所提更加強硬的對華軍事政策。中國對於東京的苛刻條件遲未回覆,近衛文麿突然便中斷談判。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近衛文麿一如先前所宣稱,發表日本今後不再承認國民政府的聲明。兩天之後,近衛文麿又追加一道天然酵素公告,明白表示撤銷承認的眞正目的在於「消滅」蔣介石政府^這項目標特別受到海軍大臣米內光政的強力支持。重要的是在聯絡會議和其後的御前會議上,裕仁都不支持陸軍參謀本部主張繼續和談的重大議題,反而傾向支持海軍的強硬路線。 陸軍裡頭反對在中國進行全面「殲滅戰」的一派,仍然努力進諫。在近衛文麿發表著名的不承認聲明前夕,載仁設法要向天皇直接報告以阻止近衛文麿,可惜未能成功。裕仁在一月十五日晚間九點半接見載仁時,已經拿定主意要戰。他問載仁:「我們會在華南留下一股反日的中國勢力,陸軍要怎麼處理它?」裕仁還問起其他問題:利用「顧問避人耳目」間接支持華北附庸政府,是不是比較妥當?陸軍有什麼計劃對付抗日游擊隊?準備了什麼計劃對付「中國的答覆」?裕仁的問題主要與作戰有關,但最後一個問題可解釋爲間接批評陸軍參謀本部裡的不擴大派,因爲這件事在聯絡辦公桌會議裡早已做成定論。不擴大派因而再次被壓抑。裕仁對戰爭的立場和近衛文麿、海軍的擴大派強硬路線同調,他要促使支那事變速戰速決。 近衛內閣現在發動第一 一階段的對華激戰,並持續進行到一九三八年十一 一月。至此,日本自盧溝橋戰火初燃以來的作戰傷亡人數已達六萬兩千人陣亡,六千六百六十七人負傷;另外在中國和滿洲病故者亦達一萬一 一千六百零五人。接下來的兩年裡,日本作戰傷亡人數大幅減少,但依然爲數眾多。一九三九年戰死者三萬零八十一人,受傷者一萬五千七百六十人.,到了 一九四〇年幾乎減半,死者只有一萬五千八百一 一十七人,傷者八千人。因病死亡者維持相對穩定的數目,平均每年爲一萬一千五百人。換句話說,對華作戰傷亡人數到了 一九三八年底已進入高原期,平均每年接近兩萬四千人。平均死亡人數約爲傷者兩倍頗令人吃驚,但這個倒金字塔形比例究竟有何意義,我們仍不清楚。重要的是,日本已失去了從軍事上或政治上掌控對華戰爭的一切希望。 一九三八年裡,華北、華中、華南的主要城市和鐵路全被日軍佔領,可是廣大的鄉村和山區卻成了游擊隊出沒的基地。中日戰爭的頭四年裡,各地的日本方面軍都看不起毛澤東的共產黨部隊,視之爲「土匪」,全力對付蔣介石的國軍部隊。陸軍航空隊也是如此,這段時期它對華北、華中內地進行了五次長程轟炸行動,但只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兩度空襲中共根據地巴里島的軍事設施。他們空襲的主要目標一向是重慶。直到一九四一年八月,皇軍才派出大批轟炸機攻擊延安。 同時,日軍地面攻擊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攻克武漢和廣州之後達到顛峰,此後就轉向戰略守勢。面臨戰事僵持不下,短期內勝利無望的景況,日本領導人硬著頭皮打下去,彷彿無法改變最終目標似的,其實只是不願中途罷手!在全國總動員、加強新聞檢査、軍事支出大幅攀升之下,他們悄悄發動幾次和平攻勢,企圖利用國民政府與其內部敵人之間的矛盾。

窮途末路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國公約組織在英、美提議而日本抵制之下,於布魯塞爾召開會議。國民政府代表甚至無法說服與會各國宣布日本爲侵略者。布魯塞爾會議以不制裁日本落幕,近衛政府和大本營立刻擴大戰鬥地區,無視進攻南京可能會傷害其他締約國僑民的辦公椅財產。十一月底,鑒於武力抵抗已無法保衛南京,蔣介石希望藉外交斡旋來遲滯日軍推進,終於接受德國早先提出的調停之議。東京的陸軍參謀本部也有和談意願。因此,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試圖重啓日中和談,但未能成功。 十一 一月十四日,亦即南京淪陷次日,近衛文麿在記者會上釋出日本政府對和談態度已變的信號:我們因攻陷南京的新聞雀躍之前,不能不為同文同種、卻絕望地遭受矇蔽的五億人感到哀。國民政府的外交以及反日運動行徑都已窮途末路。可是,他們還未能就其行動的後果、棄守首都與政府分裂負起責任。現在,他們正分裂為幾個軍事集團,我們巳清楚看出他們毫無反省的跡象。因此,我們被迫必須重新思考我們的方向。 近衛文麿及其內閣現在提出嚴苛條件:中國必須正式承認滿洲國,與滿洲國、日本合作反共,允許日軍永久駐留,對日本提出海外婚紗賠償。陸軍參謀本部內主張不擴大方針的一派,依然企求能早日減輕陸軍在中國的經費支出,因此希望十一月份開始的陶德曼和平調停能夠繼續。他們實事求是地指出,日本拒絕承認國民政府將「迫使蔣介石集中一切力量抗日……無可避免地將使蘇聯、英國和美國更加活躍……日本帝國將被迫在漫長的未來投注極大的國力和資源。」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新成立的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裁定處理支那事變的政策。在這份「支那事變處理根本方針」送請內閣追認,獲得合法性之後,近衛文麿向天皇報告。翌日,他要求天皇召開御前會議,但不要在會中討論它,因爲「我們只要在陛下面前正式裁定」。裕仁和近衛文麿所關切的,不只是要阻止陸軍參謀本部反擴大派的觀點,也希望避免德國人對日本事務有不當的影響力。一月十一日在御前會議召開之前半個小時,其成員先進行特別會議,回答樞密院議長平沼骐一郎對此政策文件堅持要問的問題。 內閣大臣提出令平沼骐一郎滿意的答覆後,下午兩點御前會議正式舉行,「御駕聖臨」並聽取廣田弘毅力陳陶德曼調處成功無望,因此「我們必須強化決心,與中國奮戰到底」。載仁代表陸軍參謀本部發言,表達「對於政策視國民政府爲完全挫敗的政權,有溫和但審愼的保留」;但是他接受了會議的室內設計共識。御前會議接著通過一份文件,明言國民政府若拒絕全盤依照日方條件接受和平,日本將撤銷對它的承認,與另一個比較柔順的中國政權談判。這是裕仁登基後第一次主持御前會議,距他父親當年批准日本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御前會議已相隔一 一十五年。全副戎裝、正襟危坐的裕仁批准了此一文件。

極端份子

美國人支持擴張海軍的聲浪也更加響亮。此時羅斯福雖已進入第一 一個四年任期,仍不足以主宰美國外交政策。他派海軍作戰局局長殷格索到倫敦,洽商英、美海軍合作,抵禦日本在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侵略行爲。班奈號事件也短暫地讓美國人注意到裕仁。十一 一月十四日,《芝加哥每日新聞》一則橫跨全頁的標題提出警告,除非「日本天皇」迅速對「羅斯福總統要求道歉、賠償和保證今後不再攻擊中國境內的美國人」做出答覆,美國已在「權衡與日本決裂」。在「美 園向日本天皇提出要求」的圓片說明文字下是一張裕仁的屏風隔間照片,影中人個子矮小、戴著眼鏡、身著軍服,跨坐在一匹高大的白馬背上。《每日新聞》暗示天皇擁有實質政治權力,因此應對擊沉美國軍艦一事負責。然而,新聞界如此的理想主義色彩極爲罕見。 《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傾向於把日本當做巨大的政治實體,或是只關注「日本軍閥」、「軍國主義者」和「軍事極端份子」。《洛杉磯時報》十一 一月十四日的社論探討羅斯福總統就班奈號事件給日本天皇的外交通牒,希望提醒大家注意到日本武裝部隊只受天皇的控制,並不一定^要遵守以內閣為代表的日本政,府之命令日本取一咼指揮中心疋否真正遵從天白王命令,還曰疋控制住天白王,世然是另一個問題。不過,馬爾地夫體制雙軌並行的確讓我們很難跟日本政府打交道。 《洛杉磯時報》因而拋出天皇是否眞正具有實權的問題。美國這些都會大報認爲,大體上裕仁並未涉入日本的決策過程。除了少數幾樁例外,他在美國人心目中只是一位沒有權力的「虛君」。一九三七年之後,美日關係日益惡化,但並未損及此一刻板印象。直到珍珠港事變之前,美國人對日本天皇的普遍印象是:這位君王統而不治,不參與政治決策,也不曾影響其顧問群的思想,反而永遠聽從他們的建言。這些假設大謬不然,卻根深柢固不易去除。由於美國人早年飽受明治天皇的假象影響,這種觀念延續到珍珠港事變之後,依然揮之不去。受到這種靜態的「虛君」印象影響,美國人對裕仁以及導致太平洋戰爭的日本決策過程,根本沒有眞實的認知。 對中國的不宣之戰要打上八年,替共產主義在中國得勝奠下基礎,直到日本種下涉入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之因,並以戰敗宣告結束。這八年期間,天皇有幾次機會可以考慮停火或早早締結搬家公司和平協定。第一次、也是最好的機會是攻打南京,當時蔣介石的國軍部隊已完全潰散。蔣介石希望能請出與中國簽訂國際條約的友好國家出面干預。然而,這些大國因爲歐洲戰爭危機隱隱欲現,無心提供中國正面支持,而美國的孤立主義亦正在興起。